舞蹈

回到老家的全友芝住在井下時的全友芝攝影/本報記者郝羿全友芝家蓋了四間新房村子里的人通過報道瞭解了“井底人”的房屋二胎事情流浪女子（左一）在水閘小屋的門前
　　“在北京有著這樣的一群人：白天，他們在街頭遊蕩好房網，衣衫襤褸；晚上，他們隱匿在角落，沒有人知道他們從何而來，也沒人知道他們走向何處。他們選擇在自己的世界中流浪，或為了家的重塑，或為了精神的幻想。然而隨著“井底人”的報道，生活在陽光下的人們開始關註他們，甚至於正視他們，於是“井底人”王秀青的生活改變了。但是，其他人呢？
　　與王秀青不同的是，年過六十的河南籍“井底人”全友芝流浪北京僅是為了給自己和兒子攢錢。井底生活曝光後，當地政府改變了她的生活:接她回去、幫她體檢、給她安排工作禮服……政府的這種介入是否能夠讓她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就當人們還在關註著“井底人”人生命運的時候，北京青年報記者又發現在朝整合負債陽區亮馬河的水閘上有一間小木屋，在那裡還在延續著流浪者在北京的故事……”
　　“井被封了後，當天夜裡我又回去看過”。在河南民權縣北關商務中心鎮張道口村，自己的老家，全友芝說起住了多年的那口地下井。在她的回憶中，選擇從河南農村來到北京，只因此前尋子時曾到過此地。
　　不過，現在從北京回到河南農村，卻是因為媒體對她的報道後，當地政府的工作人員接她回鄉。在這個縣城的廣場上，全友芝講述著自己在河南與北京之間游走的故事，旁邊站著的是老家村子里的工作人員。
　　“一個人操持家，又在外打工掙錢，還想著幫大兒子娶媳婦。”全友芝的鄰居說她是一個“能幹”的人。
　　養病的老太 頭髮“變”黑了
　　12日，河南民權縣縣城廣場，有風。
　　全友芝穿著防寒服，坐在那裡，臉上沒有了流浪時的污泥，精神也不再困頓，而最為明顯的是原本花白的頭髮，已經染成了黑色。
　　她的右手背上還粘著止血棉和膠帶——回到河南以後，她一直住在醫院里養病。經歷了媒體的採訪，接著井被封死，“搞不清狀況”的全友芝自稱受到一些驚嚇，身體不舒服。家鄉政府工作人員來北京接人時，她正在一家診所里輸液。她說，自己早年患有心腦血管疾病，井口被封後，一度頭昏。
　　全友芝說回來的時候，原來的衣服沒有來得及帶走，已經永久地留在了北京。她現在這身衣服是回老家以後自己花錢買的，總共100多元。
　　說話的時候，全友芝總是有意無意地向左邊看——大約10米以外，還有一個人，手裡拎著材料，那個人是村子里的工作人員，材料是她看病時的病歷。
　　村裡工作人員說，考慮到她年紀大，住井多年，身體可能有些問題，所以安排她進行體檢。目前的體檢結果顯示，全友芝身體並無大礙。只是因為曾患過心腦血管疾病，加之來回奔波，身體有些不適，現在就等她養好病，然後就工作。
　　舊身份證沒了 新身份證在補辦
　　早在決定接全友芝回家時，當地政府部門已對她未來的生計進行了商議。出於各種考慮，他們最終決定在鄉鎮的一家敬老院給全友芝提供一份食堂做飯的工作。
　　全友芝並沒有太多的生存技能，體力也不比年輕人，食堂幫忙的工作較輕鬆，離她的村子不遠，又能管吃管住。全友芝告訴北青報記者，對於新的工作，她很願意接受；但目前，她要先養好病，然後再上班。
　　全友芝說自己以前的身份證已經丟了。在她的嘴裡，身份證對於一個流浪者來說並沒有多大的意義，無論是拾荒還是撿瓶子，都是不需要用身份證的。而這次她能登上回老家的火車，也是當地政府給她辦了一個臨時證明。據相關工作人員介紹，當地政府聯繫了相關部門，正替她辦理新的身份證。
　　根據戶籍登記信息，全友芝的年紀是61歲，但她口中的自己屬豬，今年已經67歲，接近古稀之年。由於她的身份證已經丟失，至於最後她到底“身份”如何，只有新的身份證補辦出來後才能明確。
　　曾經去過 所以記住了北京
　　之所以選擇到北京流浪，全友芝說只是因為自己曾經去過北京，在那裡尋找自己丟失的兒子，於是她記住了北京。
　　而這段尋兒之旅，在全友芝的嘴裡富有曲折性和故事性。據全友芝說，20年前，她的長子告別父母外出打工，但長子離開後，就再沒有傳回消息。村裡人說，孩子肯定是丟了。
　　全友芝不願意在家苦等，開始了外出尋子之路。全友芝去過鄭州和商丘，沒有任何結果。然後，她將尋子的網絡擴大，從東北到西北。她說，自己去過很多城市，哈爾濱、齊齊哈爾和包頭。
　　2001年，丟失的長子最終被找到。被髮現的地方，就在距離村子近200公里的一座城市。“18歲他走丟，丟了8年”，全友芝說自己大兒子失蹤的原因是“被黑磚窯控制”，8年多的時間幾乎都在磚窯里賣苦力，現在已經38歲了。
　　也是在此期間，她來過北京，後來打工也就把目的地選擇在了北京。在全友芝的介紹里，她的大兒子智力有問題，而之前她曾說過自己大兒子的精神狀況不是很好。
　　住在井下之前 曾經有固定工作
　　全友芝曾在北京對記者說，她在井下生活了20年；現在她所說的與當時並不一樣。
　　早在2006年之前，全友芝便已經來北京打工了，那個時候她並沒有住在井下，而且她還有了一個固定工作。剛到北京，她去勞務市場找活兒，一個遠郊區縣的綠化隊需要人手，她答應了，跟著一群人過去。“把土裝進花盆，撒下種子，培養花。”全友芝說，綠化隊里的工作多是培育花草，有時候她也負責修剪和澆水。
　　但綠化隊的活兒並不是每天都有，工資也是按天發，一天70到80元。沒活兒的時候，她就坐車來城區一些繁華的路段撿拾別人丟棄的瓶子。
　　2006年左右，全友芝來到了麗都公園附近，附近一所學校的外籍校長不忍她生活艱苦，安排她打掃學校的操場，包吃包住，她做這份工作近一年。
　　據全友芝說外籍校長離開學校後，她也離開了這所學校。最初她住大橋下，也曾經住過街邊。夏天的時候，沒活兒就來到城裡撿瓶子。她走累了，就在路邊休息，夜裡就找個天橋，尋一個合適的地方睡一覺。有一家24小時經營的餐館，食客多時，她就坐在裡面休息，等人少了，她就找機會趴著睡一陣。“沒有人趕過，”她一度覺得住在這家餐館是最好的日子。
　　井底，省錢的驛站
　　後來，全友芝在麗都花園附近的一片小樹林里，自己臨牆搭了間小屋，材料都是用她撿來的廢舊廣告牌和塑料布。住在自己蓋的小棚子期間，一個來自哈爾濱的老太太和她住在了一起。
　　2007年前後，棚子被拆了。她自己註意到路邊的地下管道，打開井口看，裡面挺乾燥，就下了井。“就考慮暖和，沒想那麼多”，全友芝說，無處可去後，她選擇住井，既能省錢又暖和，對於住井可能有的危險，她卻並未考慮。
　　住井下時，全友芝儘量不引起周圍居民的註意。早上5點多起床出門，夜裡9點多，街上人少才回來。“周圍的清潔工和保安問我幹嗎，我就隨口答，是要飯的，別人就不搭理我了。”她說。
　　此前住過多年的哈爾濱老太太也跟著她下了井。後來，哈爾濱的老太太回了家。一個月前，一起在綠化隊工作的一位老太太打聽全友芝住哪兒，為了省錢，那位老人跟隨她也住進了井里。井被封的前夜，有人來通知過她，井里不讓住人了，全友芝擔心，次日凌晨帶著一些她認為值錢的東西離開了。“井被封了後，當天夜裡我又回去看過”。井被水泥封死後，全友芝趁著夜裡沒人，又悄悄回去看過井口，她說，繞著幾個井口轉了幾圈，然後還是離開了。
　　全友芝回憶，在住井期間，有人來問過她是否需要救助。去了救助站，她最終還是選擇離開，撿瓶子和綠化隊打散工都能給她帶來收入，她需要這筆錢。
　　至於為何來北京打工，又為何如此地省錢？全友芝只是說，幾年前自己因心腦血管疾病做了手術，欠下2萬多元的債務。此外，丟失的長子智力有缺陷，還未結婚，她又替這個兒子著急。
　　原來的家裡蓋起了新房
　　在全友芝的敘述中，除了自己就是兒子，她的老伴幾乎未被提及。問起幾次後，全友芝就回答“我們都看不上對方”，住不到一起。事實上，她被接回老家農村後，她的老伴仍然在北京打工，沒有陪同回來。
　　此前全友芝曾抱怨過小兒子對她不好，但再次的對話中，她試圖解釋，小兒子結婚時，自己沒錢，沒能提供什麼支持，因此小兒子一家對她有些怨言。
　　全友芝這次回河南，目前還沒有回張道口村。張道口村是一個行政村，而全友芝所住的是張道口下麵的劉莊村。北青報記者走訪劉莊村的時候看到她原來住的院子里新蓋起了四間平房。
　　當時，新房大門緊閉，屋內無人，沒有什麼傢具，幾把椅子雜亂放著，一張床擺放在角落，堂屋裡看不到什麼像樣的傢具家電。由於常年在外打工，周圍的鄰居說，平房由全友芝長子找來的親戚住著，夜裡幫忙看家。
　　在新修的平房邊，兩間破爛的土坯房還留著。一間房的木門耷拉著，沒有上鎖，屋內倒放著一輛沒輪的自行車。一張大長桌子上鋪著棉被，枕頭留在上面。全友芝說，她回家就住在這間屋裡。
　　“她是一個能幹的人”
　　無論全友芝還是她在老家的鄰居都說全友芝的大兒子有智力缺陷，但是在全友芝的嘴裡，新蓋的房子是大兒子攢錢蓋的，“修房的錢都是我兒子自己攢的”；而在她的鄰居嘴裡，這四間房子總價8萬元人民左右，“這幾間房子老人也是出了錢的。”
　　其實，鄰居們並沒有惡意，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全友芝是一個“能幹”的人：“一個人操持家，又在外打工掙錢，還想著幫大兒子娶媳婦。”
　　“都以為在外打工”。全友芝的鄰居告訴北青報記者，這些年她也曾回過家，但問起她在外做什麼，她只回答在外打工。曾經碰到全友芝出門，鄰居問去哪兒，她不回答，有時候也說走親戚。
　　村民告訴北青報記者，村裡很多人都外出打工，主要去浙江，職業多為建築工地工人、裝修工人或者車間工人。一些人也會選擇農忙之後，外出打短工，按天算工資，沒活兒就換工作。
　　“90%的勞動力都選擇外出打工。”村支書說，全村有人口近2000人，青年和中年勞動力都選擇外出打工，春節再返家。對於村裡人出去乾什麼，當地的工作人員說，統計難度很大。
　　“住井這個是我們村裡的啊？”從浙江打工返家的李先生從手機上看到了新聞，但得知她居然與自己同村後，多少有點驚訝。
　　文並攝/本報記者 羅京運（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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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荒女安家在亮馬河水閘上
　　東直門外大街和春秀路的十字路口附近，是亮馬河的一處水閘所在地。水閘上面是一個簡易屋。如今，這個懸在水閘上的小屋成了一個拾荒女人的家。
　　拾荒女水閘安家 自稱“工作需要”
　　從遠處打量，這座水閘屋被四根水泥柱子架在半空中。透過涼席包裹著的“窗戶”，能隱約看見女式白色短袖衫、衣架等生活用品。附近居民介紹，由於不對外開放，從河堤上通往這處水閘屋的兩條路徑均被鐵柵欄封住。想要進屋，只能翻越柵欄，再攀爬一段坡度約為60度的狹窄樓梯。
　　當日晚上10點左右，一位中年女子頭戴帽子、身穿黑色雙排扣薄呢大衣，出現在簡易屋鐵柵欄外。她一步踏上河堤，抓著鐵柵欄將身子懸在半空轉了360度後落地，踏上一米寬的樓梯，拆開涼席進了屋。“冷，沒辦法，工作需要。”被北青報記者問及住在水閘屋內的感受時，這位自稱姓胡的女人表示，住在這裡的確很冷，周圍認識她的人對她很好，送了她被子，但她還沒有厚衣服。
　　“不過等我的領導給我送衣服來，我就可以圓滿完成任務回黑龍江的家了。”原來，她認為自己是一個國際運輸港的工作人員，由於工作需要才必須駐扎在港口車站處。而這處水閘屋就是她心目中的“車站”，“你們不是乾這行的，認不出來。”
　　她認為，領導不會不管自己，因此只要耐心等待，新的厚外套總會有的。她說，自己今年50多歲了，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但都不在北京。自己確實是住在河另一頭的橋底下，後來搬了過來。
　　冬天越來越冷 居民為她擔心
　　“她精神有點不正常。”水閘旁邊十字路口處賣水果的攤販說，自己2008年的時候就在附近擺攤，那會兒就見過這女人，那會兒她還住在河另一端的橋底下。多年來，她一直以拾荒為生，沒事就背個包在附近撿東西，到了晚上才會回到自己的落腳地。
　　附近的幾位老居民均在這兒生活了幾十年了，說起水閘屋中的女人，大家都認識。但具體到她最初是什麼時候出現的，誰都想不起來。
　　“太冷了，那地方沒法住人的！”寧先生是水閘屋對面停車場的工作人員，看著最近越來越冷的天氣，他有點為水閘屋的女人擔心。
　　他說，兩年前，他在冬天曾因為好奇登上過那個水閘屋，但很快被凍下來了，“在河上面，屋子四面又都敞開著，特別冷，沒法獃。”如今，這個女人的唯一保溫措施就是將原本四面敞開的窗戶洞和門洞擋上涼席。由於涼席不夠，有一個窗戶還只擋了一半。
　　河的附近 曾不只住了她一個
　　“這女的以前住在橋底下，比這環境還差。”居民郭大爺指著水閘屋說。這一說法也得到了周圍其他商戶和居民的證實。
　　附近煙酒店老闆說，這女人以前住在水閘北邊的橋底下。後來，河水漲了，她就搬到了南邊的海油大廈門口的另一座橋下的東邊。
　　其實，這座橋下的西邊，曾是另幾位拾荒者的住處。煙酒店老闆介紹說，此前，有一位50多歲的男子在橋下的西邊居住，後來西邊又來了一個看著30歲左右的男子，兩人也都靠拾荒得來的瓶子賣一些錢，還會相約一起來煙酒店，買的一般是最便宜的大前門牌煙，2.5元一包。買完就坐在店門口喝酒抽煙。不過，最近這兩人已經搬走了。
　　北青報記者觀察到，西邊的橋底下仍保留著生活痕跡，如今只剩下四五個衣架和靠在牆邊的一把木椅。文/本報記者 孟妍 桂田田
　　攝影/本報記者 郝羿
　　記者觀察
　　救助流浪者 尊重自由為前提
　　“井底人”的報道見諸於媒體後，朝陽區救助站工作人員也曾去了現場，尋找並勸導住在井里的流浪人員接受救助。但工作人員發現，住井的人曾經到過救助站接受過救助，但後來離開，又開始了原來的生活。
　　市民政局救助中心主任王昌倫曾公開表示，面對這些流浪人員，救助之困的成因有多種，其中之一就是宣傳不到位。王昌倫提及，救助制度是從以前收容遣送制度轉變過來的，很多人以為還是強制性的、收費的，會限制人身自由和強制遣送回家，而事實上，救助站遵循的原則是，自願求助、無償救助、來去自由。
　　據統計，一年內到北京救助站接受救助的人次達到17000，每天在各區縣救助站以及其他救助機構里接受救助的人數在2500人左右。由於流浪乞討人員流動性較大，難以精確統計數量，上述的數據並不是來京的流浪乞討人員的全部。
　　然而，一些來北京的流浪人員因以拾荒為生，部分人員自認為可以自食其力，主觀上不願意被認為需要接受救助。這也成為北京針對流浪人員難以開展救助工作的困因。
　　文/本報記者 羅京運　　（原標題：井底老人全友芝 生活因誰而變？）